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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天地者-万物之逆旅◇光阴者-百代之过客◆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陈寅恪:清谈误国  

2017-01-09 17:39:07|  分类: 【文学名篇】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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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清谈的兴起,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,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,即所谓清议,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。启自郭泰,成于阮籍。他们都是避祸远嫌,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。
   东汉清议的要旨为人伦鉴识,即指实人物的品题。郭泰与之不同。《后汉书》列传五八《郭泰传》云:
“林宗(郭泰)虽善人伦,而不为危言覈论,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,及党事起,知名之士多被其害,惟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。”
   又《世说新语·政事篇》何骠骑作会稽条注引《郭泰别传》略云:
   “泰字林宗,有人伦鉴识。自著书一卷,论取士之本。未行,遭乱亡失。”
   又《抱朴子?外篇》四六《正郭传》云:
   “林宗周旋清谈阖闾,无救于世道之陵迟。”
   郭泰为党人之一,“有人伦鉴识”,可是“不为危言覈论”,而“周旋清谈阖闾”。即不具体评议中朝人物,而只是抽象研究人伦鉴识的理论。故清谈之风实由郭泰启之。郭泰之所以被容于宦官,原因也在这里。
   然而,郭泰只是一个开端。魏晋两朝清谈又不是同一面貌,同一内容。魏晋清谈可分前后两期。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。此时期的清谈魏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,与其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。换言之,此时期的清谈,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。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。清谈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,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,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。
   前朝清谈因为是与清谈者本人生活最有关的问题,即当日政治党系的表现,故值得研究。这有“四本论”和“竹林七贤”两个大问题。
   《世说新语·文学类》云:
   “钟会撰《四本论》始毕,甚欲嵇公(嵇康)一见,置怀中,既定,畏其难,怀不敢出,于户外遥掷,便回急走。
   刘注云:
   “《魏志》曰:会论才性同异,传于世。四本者,言才性同,才性异,才性合,才性离也。尚书傅嘏论同,中书令李丰论异,侍郎钟会论合,屯骑校尉王广论离。文多不载。”
   《世说新语》此条刘注为前期清谈的重要材料。按第一篇《魏晋统治者之社会阶级》说过,曹操 求才三令,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,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,即未必有德。性者,仁孝道德也。曹操求才三令讲的实际就是才性异、才性离的问题。三令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,与之同者即是曹党,反之即是与曹氏为敌的党派。有关四本论的四个人,傅嘏、钟会论同与合,李丰、王广论异与离。就其党系而言,后二人为曹党,前二人则属于与曹氏为敌的党派。何以见得?
   《三国志·魏志》二一《傅嘏传》略云:
   “曹爽秉政,何晏为吏部尚书。嘏谓爽弟羲曰:‘何平叔外静而内銛巧,好利,不念务本。吾恐必先惑子兄弟,仁人将远,而朝政废矣。’晏等遂与嘏不平,因微事以免嘏官。起家拜荥阳太守,不行。太傅司马宣王(懿)请为从事中郎。曹爽诛,为河南尹,迁尚书。正元二年春,毌丘俭、文钦作乱。或以司马景王(师)不宜自行,可遣太尉孚往,惟嘏及王肃劝之。景王遂行。以嘏守尚书仆射,俱东。俭、钦破败,嘏有谋焉。及景王薨,嘏与司马文王(昭)径还洛阳,文王遂以辅政。以功进封阳乡侯。”
   据此可知傅嘏为司马氏的死党。东汉士大夫以仁孝道德(性)为本,为体,推广至于治国用兵之术(才)为末,为用。总而言之,本末必兼备,体用必合一。傅嘏所谓“才性同”,正是东汉士大夫的主张,也是司马氏的主张。他的主张与曹操三令旨意完全不同。原因即在他所属的党派是与曹氏为敌的司马氏一党。
   《三国志·魏志》二八《钟会传》略云:
    “毌丘俭作乱,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,会从,典知密事,卫将军司马文王为大军后继。景王薨于许昌,文王总统六军,会谋谟帷幄。时中诏敕尚书傅嘏,以东南新定,权留卫将军屯许昌,为内外之援,令嘏率诸军还。会与嘏谋,使嘏表上,辄与卫将军俱发,还到雒水南屯住。于是朝廷拜文王为大将军,辅政。会迁黄门侍郎,封东武亭侯,邑三百户。及(诸葛)诞反,车驾住项,文王至寿春,会复从行。寿春之破,会谋居多。亲待日隆,时人谓之子房。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,为腹心之任。”
   据此又可知钟会也是司马氏的死党。他的论“才性合”,与傅嘏论“才性同”一样,服从于司马氏一党的需要。他们的分别只是德(体)才(用)的同一与合一之分。
   李丰、王广不同。《世说新语·贤媛类》王公渊娶诸葛诞女条刘注引《魏氏春秋》云:
  “王广,字公渊,王凌子也。有风量才学,名重当世,与傅嘏等论才性同异,行于世。”
   《三国志·魏志》二八《王凌传》云:
   “(凌子)广有志尚学行。(凌败并死),死时年四十余。”
   王凌为淮南三叛之一,司马懿东征王凌,王广与父俱死,其为曹氏之党,自不待言。他所论“才性离”,与曹操三令的主旨正同。
   《三国志·魏书》九《夏侯玄传》略云:
 “中书令李丰虽宿为大将军司马景王(师)所亲待,然私心在(夏侯)玄。遂结皇后父光禄大夫张辑,谋欲以玄辅政。嘉平六年二月当拜贵人,丰等欲因御临轩,诸门有陛兵,诛大将军。大将军微闻其谋,请丰相见。丰不知而往,即杀之。”
   据此又可知李丰也是曹氏之党,后为司马师所杀。其论“才性异”,与曹操三令主旨亦同。只不过“才性离”是相对于钟会的“才性合”而言,“才性异”,则是相对于傅嘏的“才行同”而言。
   再说“竹林七贤”。
   “竹林七贤”是先有“七贤”而后有“竹林”。“七贤”所取为《论语》“作者七人”的事数,意义与东汉末年“三君”、“八俊”等名称相同,即为标榜之义。西晋末年,僧徒比附内典、外书的“格义”风气盛行,东晋之初,乃取天竺“竹林”之名,加于“七贤”之上,成为“竹林七贤”。东晋中叶以后,江左名士孙盛、袁宏、戴逵等遂著之于书(《魏氏春秋》、《竹林名士传》、《竹林七贤论》)。东晋有“兖州八伯,盖拟古之八俊”(《晋书》四九《羊曼传》)。兖州为地名,“竹林”则非地名,亦非真有什么“竹林”。
   《世说新语·伤逝类》“王濬冲为尚书令”条云:
   “王濬冲(王戎)为尚书令,著公服,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,顾谓后车客:‘吾昔与嵇叔夜(嵇康)、阮嗣宗(阮籍)共酣饮于此垆,竹林之游亦预其末。自嵇生夭,阮公亡以来,便为时所羁绁。今日视此虽近,邈若山河。’”
   刘注引《竹林七贤论》曰:
   “俗传若此,颍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,文康云:‘中朝所不闻,江左忽有此论,皆好事者为之也。’”
   据此可知王戎与嵇康、阮籍饮于黄公酒垆,共做“竹林之游”,都是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。“竹林”并无其处。
   《世说新语·文学类》“袁彦伯作《名士传》成”条又云:
   “袁彦伯(袁宏)作《名士传》成,(刘注:宏以夏侯太初、何平叔、王辅嗣为正始名士,阮嗣宗、嵇叔夜、山巨源、向子期、刘伯伦、阮仲容、王濬冲为竹林名士,裴叔则、乐彦辅、王夷甫、庾子嵩、王安期、阮千里、卫叔宝、谢幼舆为中朝名士。)见谢公(谢安),公笑曰:‘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,特作狡狯尔,彦伯遂以著书。”
   据此又可知所谓正始、竹林、中朝名士,即袁宏著之于书的,是从谢安处听来的。而谢安自己却说他与诸人“道江北事,特作狡狯”,初不料袁宏著之于书。
   河北民间以“竹林七贤”之说,附会地方名胜。如《水经注》九《清水篇》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句下注云:
   “又迳七贤祠东,左右筠篁列植,冬夏不变贞萋。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,中散大夫谯国嵇康,晋司徒河内山涛,司徒琅邪王戎,黄门郎河内向秀,建威参军沛国刘伶,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,结自得之游,时人号之为‘竹林七贤’,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。后人立庙于此。”
   又云:
   “郭缘生《述征记》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,有嵇公故居,以居时有遗竹焉,盖谓此也。”
   所谓山阳故居筠篁列植,嵇康故居有遗竹,都是因为不明白“竹林七贤”名称的由来,所作的附会。
   “竹林七贤”以嵇康、阮籍、山涛为领袖,向秀、刘伶次之,王戎、阮咸为附属。王戎从弟衍本不预七贤之数,但也是气类相同的人物,可以合并讨论。
   《晋书》四九《阮籍传》附《瞻传》云:
   “见司徒王戎,戎问曰:‘圣人贵名教,老庄明自然,其旨同异?’瞻曰:‘将无同。’戎咨嗟良久,即命辟之。世人谓之‘三语掾。’”
   《世说新语·文学类》亦载此事,但作王衍与阮修问对之词。其实问者之为王戎或王衍,答者之为阮瞻或阮修,并不重要,重要的只是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相同之说一点。“三语掾”之三语中,“将无”二语是助词,三语实仅“同”一语。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相同之说为当时清谈主旨之所在,故王戎举之以问阮瞻。阮瞻的回答与王戎之意符合,故深得王戎的赏识。
   关于周孔名教,据《老子》云:
   “朴散则为器,圣人用之则为官长。”   
   又云:
    “始制有名。”   
   王弼注云:
   “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。始制官长,不可不立名分,以定尊卑,故始制有名也。”
   《庄子·天下篇》云:
    “春秋以道名分。”
   据此可知名教或以名为教,依魏晋人的解释,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。这是入世求仕的人所宜奉行的东西。主张遵行名教,入世求仕,与主张崇尚自然,避世不仕,适相违反。名教与自然明明仕不同的东西,何以王戎、阮瞻要说相同呢?这要了解魏末以来的政治状况及嵇康等人的主张与遭遇。
   在魏末晋初主张自然与名教互异的士大夫中,其崇尚名教一派的首领,如王祥、何曾、荀逹等三大孝,即辅佐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而做到三公的人。其眷怀魏室,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人,皆标榜老庄之学,以自然为宗。当时人物对名教与自然主张的不同,即是自身政治立场的不同。
    “七贤”之中,应推嵇康为第一人。嵇康的妻子是曹操曾孙之女(见《魏志》二〇《沛穆王林传》裴注引《嵇氏谱》)。在政治上,嵇康积极反抗司马氏;在思想上,嵇康是主张自然的最激烈的领袖。
   《魏志》二一《王粲传》裴注引嵇喜撰《嵇康传》略云:
    “少有儁才,旷迈不群,高亮任性,不修名誉,宽简有大量。学不师授,博冶多闻,长而好老庄之业。性好服食,常采御上药。善属文论,弹琴咏诗,自足于怀抱之中。以为神仙者,禀之自然,非积学所致。超然独达,遂放世事,纵意于尘埃之表。撰录上古以来圣贤、隐逸、遁心、遗名者,集为传赞,自混沌至于管宁,凡百一十有九人,盖求之于宇宙之内,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。故世人莫得而名之焉。”
   裴注又引《魏氏春秋》略云:
   “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,与陈留阮籍、河内山涛、河南向秀、籍兄子咸、琅邪王戎、沛人刘伶相与友善,游于竹林,号为‘七贤’。大将军尝欲辟康。康既有绝世之言,又从子不善,避之河东,或云‘避世’。及山涛为选曹郎,举康自代,康答书拒绝,因自说不堪流俗,而非薄汤、武。大将军闻而怒焉。初,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弟安亲善。会巽淫安妻徐氏,而诬安不孝,因之。安引康为证,康义不负心,保明其事。安亦至烈,有济世志力。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,遂杀安与康。”
   据此可知嵇康在当时是一个被号为主张老庄之自然(即避世),违反周孔之名教,不孝不仕之人。司马氏杀嵇康,加在他身上的罪名,正是不仕不孝,违反名教。俞正燮《癸巳存稿·书文选幽愤诗后》说:“乍观之,一似司马氏以名教杀康也者,其实不然也。”司马氏实以名教杀嵇康,俞氏于此未能完全了解。
   嵇康被杀后,其余主张自然的名士如向秀,据《世说新语·言语类》(参《晋书》四九《向秀传》)云:
   “嵇中散既被诛,向子期举郡计入洛,(司马)文王引进,问曰:‘闻君有箕山之志,何以在此?’对曰:‘巢许狷介之士,不足多慕。’王大咨嗟。”
   刘注引《向秀别传》略云:
   “(秀)少为同郡山涛所知,又与谯国嵇康,东平吕安友善,并有拔俗之韵,其进止无不同,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。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,与吕安灌园于山阳,不虑家之有无,外物不足以怫其心,弱冠著《儒道论》。后康被诛,秀遂失图,乃应岁举到京师,诣大将军司马文王。文王问曰:‘闻君有箕山之志,何能自屈?’秀曰:‘尝谓彼人不达尧意,本非所慕也。’一坐皆説。随此撰至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”
   可知向秀在嵇康被杀后,完全改节失图,弃老庄之自然,尊周孔之名教。
   至于阮籍,则不似嵇康积极反晋,而出之以消极的态度,虚与司马氏委蛇,遂得苟全性命。据《魏志》二一《王粲传》(参《晋书》四九《阮籍传》)云:
   “籍才藻艳逸,而倜傥放荡,行己寡欲,以庄周为模则。官至步兵校尉。”
   裴注引《魏氏春秋》略云:
   “籍旷达不羁,不拘礼俗。性至孝,居丧虽不率常检,而毁几至灭性,后为尚书郎,曹爽参军,以疾归田里。岁余,爽诛,太傅及大将军乃以为从事中郎。后朝论以其名高,欲显崇之。籍以世多故,禄仕而已,闻步兵校尉缺,厨多美酒,营人善酿酒,求为校尉,遂纵酒昏酣,遗落世事。籍口不论人过,而自然高迈,故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深所仇疾。大将军司马文王常保持之,卒以寿终。”
   关于何曾的仇疾与司马昭的保持阮籍,据《世说新语·任诞类》云:
   “阮籍遭母丧,在晋文王坐进酒肉,司隶何曾亦在坐,曰:‘明公方以孝治天下,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,饮酒食肉,宜流之海外,以正风教。’文王曰:‘嗣宗(阮籍)毁顿如此,君不能共忧之,何谓?且有疾而饮酒食肉,固丧礼也。’籍引豃不辍,神色自若。”
   又《魏志》一八《李通传》裴注引王隐《晋书》所载李秉《家诫》略云:
   “(司马文王)曰:‘天下之至慎,其惟阮嗣宗乎!吾每与之言,言及玄远,而未曾评论时事,臧否人物,真可谓至慎矣。’”
   可知阮籍虽不及嵇康的始终不屈身于司马氏,然而所为不过“禄仕”而已,依旧保持了他的放荡不羁的行为,所以符合老庄自然之旨,故主张名教、身为司马氏佐命元勋的人,如何曾之流,必欲杀之而后快。
   自然之旨既在养生遂性,则阮籍的苟全性命,仍是自然而非名教。而他言必玄远,不评论时事,不臧否人物,被司马昭称为“天下之至慎”,则不独用此以免杀身之祸,并且将东汉末年党锢名士具体指斥政治,表示天下是非的言论,一变而为完全抽象玄理的研究,遂开西晋以降清谈的风派。然则,所谓清谈,实始于郭泰,成于阮籍。   
   刘伶。《世说新语·任诞类》云:
   “刘伶恒纵酒放达,或脱衣裸形在屋中。”   
   则刘伶亦不过有托而逃,藉此表示不与司马氏合作而已。这与阮籍的苟全性命,同时老庄自然之旨。乐广以为“名教中自有乐地”,非笑此类行为,(见《世说新语·德行类》)“王平子、胡母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,或有裸体者”条及《晋书》四三《乐广传》)足证当时刘伶的放纵,出于他主张的自然之说。
   阮咸。《晋书》四九《阮籍传》附《咸传》略云:
   “咸任达不拘,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,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。居母丧,纵情越礼,素幸姑之婢。姑当归于夫家,初云留婢,既而自从去。时方有客咸闻之,遽借客马追婢,既及,与婢累骑而还(参《世说新语·任诞类》“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”条)。”
   考《世说新语·任诞类》“阮仲容步兵居道南”条刘注引《竹林七贤论》云:
   “诸阮前世皆儒学,善居室,惟咸一家尚道弃事,好酒而贫。”
   所谓“儒学”,即遵行名教之意;所谓“尚道”,即崇尚自然之意。阮咸“尚道弃事”,“纵情越礼,素幸姑之婢”,足证阮咸也是主张自然之说的人物。
   据上引史料,可见自然与名教不同,本不能合一。魏末名士其初原为主张自然,高隐避世的人,至少对于司马氏的创业,不是积极赞助。然其中如山涛、王氏戎、衍兄弟,又自不同。像山涛,原是司马氏的姻戚。(山涛为司马懿妻张氏的中表亲,见《晋书》四三《山涛传》)其人虽曾“好老庄,与嵇康善”,(《世说新语·政事类》“山公以器重朝望”条刘注引庾预《晋书》)但后来终于依附司马氏,佐成亡魏成晋之业。王戎、王衍既与晋室开国元勋王祥为同族,王戎父王浑、王衍父王义又都是司马氏的党与,家世遗传与环境熏习都足以使他们站到司马氏一边,致身通显。而他们早年本崇尚自然,栖隐不仕,后忽变节,立人之朝,位至宰执,势必不能不利用一已有的旧说或发明一种新说,以辩护其立场。这就是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的由来。此说意谓自然为体,名教为用,自然为名教之本。如袁宏《后汉记》所云:
   “夫君臣父子,名教之本也。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?盖准天地之性,求之自然之理,拟议以制其名,因循以弘其教,辩物成器,以通天下之务者也。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,故贵贱拟斯以辩物;尊卑莫大于父子,故君臣象兹以成器。天地无穷之道,父子不易之体,以无穷之天地,不易之父子,故尊卑永固而不逾,名教大定而不乱,置之六合,充塞宇宙,自今及古,其名不去者也。未有违使天地之性,而可以序定人伦矣。“(二六献帝初平二年述蔡邕宗庙之议)
   既然名教原是取法自然而设,则不独须贵名教,亦当兼明自然。有了此说,如山涛、王戎、王衍之辈,自可兼尊显的达官与清高的名士于一身,既享朝廷的富贵,仍存林下的风流,而无所惭忌。这是历史上名利并收的最显著的例子。由此可知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之所以成为清谈的核心,原有其政治上的实际功用。
   如果是林泉隐逸清谈玄理,则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,也不致误国。清谈误国,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,崇尚虚无,口谈玄远,不屑综理世务之故。
   《世说新语·轻诋类》桓公入洛条云:
   “桓公入洛,过淮泗,践北境,与诸僚属登平乘楼,眺瞩中原,慨然曰:‘遂使神州陆沉,百年丘墟,王夷甫(王衍)诸人不得不任其责。’袁虎率尔对曰:‘运自有废兴,岂必诸人之过?’”
   袁虎不知桓温所以说王衍等人要负神州陆沉的责任,是因为王衍等那些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,崇尚虚无,不以国事为务。同书同类同条刘注引《八王故事》云:
   “夷甫虽居台司,不以事物自婴,当世化之,羞言名教,自台郎以下,皆雅崇拱默,以遗事为高,四海尚宁,而识者知其将乱。”
   同书同类同条刘注引《晋阳秋》云:
   “夷甫将为石勒所杀,谓人曰:‘吾等若不祖尚浮虚,不至于此。’”
   《晋书》四三《王戎传》附《王衍传》略云:
   “衍自说少不豫事,欲求自免,因劝(石)勒称尊号。勒怒曰:‘君名盖四海,身居重任,少壮登朝,至于白首,何得言不豫世事邪?破坏天下,正是君罪。’……使人夜排墙填杀之。”
   王衍与王戎一样,是主张名教与自然“将无同”的人物。刘注引《八王故事》等书说他“羞言名教”,“祖尚浮虚”,是说他主张自然为名教之本。王衍少壮登朝,至于白首,位居台司,而存林下风流。“不以事物自婴”,并由此博得四海美名。在他的影响下,自台郎以降,也都“雅崇拱默,以遗事为高”。这就必然要误国。王衍在临死之前所说“吾等若不祖尚浮虚,不免于此”,表示他自己也觉察到了这个问题。
   王衍死于宁平,宁平之难,死者数十万,西晋仅有的力量完全丧失,终至灭亡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七《河南道三》毫州真源县条云:
   “宁平故城在县西南五十五里,汉县地。晋永嘉五年,东海王越自阳城率甲士四万死于项,秘不发丧,石勒兵追之,及宁平城,焚越尸于此,数万众敛手受害,尸积如山,王夷甫亦遇害。”
   《晋书》五九《东海王越传》略云:
   “永嘉五年薨于项,秘不发丧,以襄阳王范为大将军,统其众,还葬东海。石勒追及于苦县宁平城,将军钱端出兵距勒,战死,军溃。勒命焚越枢曰:‘此人乱天下,吾为天下报之。’故烧其骨以报天地。于是数十万众,勒以骑围而射之,相践如山,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。王弥弟璋焚其余众,并食之。”
   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。那时候的西晋官场是,一面奢谈名教与自然“将无同”,一面穷极奢侈享受,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,而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。此风不到西晋最后灭亡,不能终止。

   摘自《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》,万绳楠(整理),贵州人民出版社,2007年第一版。该书是万绳楠先生1947至1948年在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听陈寅恪师讲课时的笔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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