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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周国平:孤独的价值  

2017-01-09 10:06:20|  分类: 【文学名篇】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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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,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,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。反过来说,不擅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,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文 | 周国平


   我很有兴味地读完了英国医生安东尼·斯托尔所著的《孤独》一书。在我的概念中,孤独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人生境遇和体验,为哲学家、诗人所乐于探究或描述。我曾担心,一个医生研究孤独,会不会有职业偏见,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病态呢?令我满意的是,作者是一位有着相当人文修养的精神科医生,善于把开阔的人文视野和精到的专业眼光结合起来,因此不但没有抹杀,反而更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孤独在人生中的价值,其中也包括它的心理治疗作用。
   事实上,精神科医学的传统的确是把孤独仅仅视为一种病态的。按照这一传统的见解,亲密的人际关系是精神健全的最重要标志,是人生意义和幸福的主要甚至唯一源泉。反之,一个成人倘若缺乏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能力,便表明他的精神成熟进程受阻,亦即存在着某种心理疾患,需要加以治疗。斯托尔写这本书的主旨正是要反对这种偏颇性,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为孤独“正名”。他在肯定人际关系的价值的同时,着重论证了孤独也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源泉,对于具有创造天赋的人来说,甚至是决定性的源泉。
   其实,对孤独的贬损并不限于今天的精神科医学领域。早在《伊利亚特》中,荷马已经把无家无邦的人斥为自然的弃物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《政治学》中据以发挥,断言人是最合群的动物,接着说出了一句名言:“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,便是神灵。”这话本身说得很漂亮,但他的用意是在前半句,拉扯开来大做文章,压根儿不再提后半句。后来培根引用这话时,干脆说只有前半句是真理,后半句纯属邪说。既然连某些大哲学家也对孤独抱有成见,我就很愿意结合着读斯托尔这本书的心得,来说一说我对孤独的价值的认识。


   交往和独处原是人在世上生活的两种方式,对于每个人来说,这两种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,只是比例很不相同罢了。由于性格的差异,有的人更爱交往,有的人更喜独处。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,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,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。反过来说,不擅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,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。
   从心理学的观点看,人之需要独处,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。所谓整合,就是把新的经验放到内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。唯有经过这一整合的过程,外来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,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独立又生长着的系统。所以,有无独处的能力,关系到一个人能否真正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内心世界,而这又会进而影响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。斯托尔引用温尼科特的见解指出,那种缺乏独处能力的人只具有“虚假的自我”,因此只是顺从,而不是体验外部世界,世界对于他仅是某种必须适应的对象,而不是可以满足他的主观性的场所,这样的人生当然就没有意义。
   事实上,无论活得多么热闹,每个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独处时间,那便是睡眠。不管你与谁同睡,你都只能独自进入你的梦乡。同床异梦是一切人的命运,同时却也是大自然的恩典,在心理上有其必要性。据有的心理学家推测,梦具有与独处相似的整合功能,而不能正常做梦则可能造成某些精神疾患。另一个例子是居丧。对丧亲者而言,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同情和劝慰,而是在独处中顺变。正像斯托尔所指出的:“这种顺变的过程非常私密,因为事关丧亲者与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,这种关系别人没有分享过,也不能分享。”居丧的本质是面对亡灵时“一个人内心孤独的深处所发生的某件事”。如果人为地压抑这个哀伤过程,则也会导致心理疾病。
   关于孤独对于心理健康的价值,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谈论。例如,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是动物的本能,“不反应的能力”则是智慧的要素。又例如,“感觉过剩”的祸害并不亚于“感觉剥夺”。总之,我们不能一头扎在外部世界和人际关系里,而放弃了对内在世界的整合。斯托尔的结论是:内在的心理经验是最奥妙、最有疗效的。荣格后期专门治疗中年病人,他发现,他的大多数病人都很能适应社会,且有杰出的成就,“中年危机”的原因就在于缺少内心的整合,通俗地说,也就是缺乏个性,因而仍然不免感觉人生的空虚。他试图通过一种所谓“个性化过程”的方案加以治疗,使这些病人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。我怀疑这个方案是否当真有效,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能够通过心理治疗而获得他本来所没有的个性。不过,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,即个性以及基本的孤独体验乃是人生意义问题之思考的前提。


   人类精神创造的历史表明,孤独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孕育、唤醒和激发了精神的创造力。我们难以断定,这一点是否对所有的人都适用,抑或仅仅适用于那些有创造天赋的人。我们至少应该相信,凡正常人皆有创造力的潜质,区别仅在量的大小而已。
   一般而论,人的天性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,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。然而,正是在被迫的孤独中,有的人的创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。一种情形是牢狱之灾,文化史上的许多传世名作就诞生在牢狱里。例如,波伊提乌斯的《哲学的慰藉》、莫尔的《纾解忧愁之对话》、雷利的《世界史》,都是作者在被处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内写作的。班扬的《天路历程》、陀斯妥耶夫斯基的《死屋手记》也是在牢狱里酝酿的。另一种情形是疾病。斯托尔举了耳聋造成的孤独的例子,这种孤独反而激发了贝多芬、戈雅的艺术想象力。在疾病促进创作方面,我们可以续上一个包括尼采、普鲁斯特在内的长长的名单。太史公所说“左丘失明,厥有国语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”等等,也涉及了牢狱和疾病之灾与创作的关系,虽然他更多地着眼于苦难中的发愤。强制的孤独不只是造成了一种必要,迫使人把被压抑的精力投于创作,而且我相信,由于牢狱或疾病把人同纷繁的世俗生活拉开了距离,人是会因此获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新的眼光的,而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条件。
   不过,对于大多数天才来说,他们之陷于孤独不是因为外在的强制,而是由于自身的气质。大体说来,艺术的天才,例如作者所举的卡夫卡、吉卜林,多是忧郁型气质,而孤独中的写作则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。如同一位作家所说:“我写忧郁,是为了使自己无暇忧郁。”只是,一开始作为一种补偿的写作,后来便获得了独立的价值,成了他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。创作过程无疑能够抵御忧郁,所以,据精神科医生们说,只有那些创作力衰竭的作家才会找他们去治病。但是,据我所知,这时候的忧郁往往是不治的,这类作家的结局不是潦倒便是自杀。另一类是思想的天才,例如作者所举的牛顿、康德、维特根斯坦,则相当自觉地选择了孤独,以便保护自己的内在世界,可以不受他人干扰地专注于意义和秩序的寻求。这种专注和气功状态有类似之处,所以,包括这三人在内的许多哲学家都长寿,也许不是偶然的。
   让我回到前面所引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。一方面,孤独的精神创造者的确是野兽,也就是说,他们在社会交往的领域明显地低于一般人的水平,不但相当无能,甚至有着难以克服的精神障碍。在社交场合,他们往往笨拙而且不安。有趣的是,人们观察到,他们倒比较容易与小孩或者动物相处,那时候他们会感到轻松自在。另一方面,他们却同时又是神灵,也就是说,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际交往了,对于他们来说,创造而不是亲密的依恋关系成了生活意义的主要源泉。所以,还是尼采说得贴切,他在引用了“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,便是神灵”一语之后指出,亚里士多德“忽略了第三种情形:必须同时是二者——哲学家……”


   孤独之为人生的重要体验,不仅是因为唯有在孤独中,人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遇,而且是因为唯有在孤独中,人的灵魂才能与上帝、与神秘、与宇宙的无限之谜相遇。正如托尔斯泰所说,在交往中,人面对的是部分和人群,而在独处时,人面对的是整体和万物之源。这种面对整体和万物之源的体验,便是一种广义的宗教体验。
   在世界三大宗教的创立过程中,孤独的经验都起了关键作用。释迦牟尼的成佛,不但是在出家以后,而且是在离开林中的那些苦行者以后,他是独自在雅那河畔的菩提树下连日冥思,而后豁然彻悟的。耶稣也是在旷野度过了四十天,然后才向人宣示救世的消息。穆罕默德在每年的斋月期间,都要到希拉山的洞窟里隐居。
   我相信这些宗教领袖决非故弄玄虚。斯托尔所举的例子表明,在自愿的或被迫的长久独居中,一些普通人同样会产生一种与宇宙融合的“忘形的一体感”,一种“与存在本身交谈”的体验。而且,曾经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表示,那些时刻是一生中最美妙的,对于他们的生活观念发生着永久的影响。一个人未必因此就要归依某一宗教,其实今日的许多教徒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体验,一个确凿的证据是,他们不是在孤独中,而必须是在寺庙和教堂里,在一种实质上是公众场合的仪式中,方能领会一点宗教的感觉。然而,这种所谓的宗教感,与始祖们在孤独中感悟的境界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。
   真正的宗教体验把人超拔出俗世琐事,倘若一个人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体验,他的精神视野就未免狭隘。尤其是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,这肯定是一种精神上的缺陷。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弗洛伊德。在与他的通信中,罗曼·罗兰指出:宗教感情的真正来源是“对永恒的一种感知,一种如同海洋一般浩瀚无垠的情感”。弗洛伊德承认他毫无此种体验,而按照他的解释,所谓与世界合为一体的感觉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自欺,犹如婴儿在母怀中寻求安全感一样,属于精神退化现象。这位目光锐利的医生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精神现象还原成心理现象,所以,他诚然是一位心理分析大师,却终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思想家。


   在斯托尔的书中,孤独的最后一种价值好像是留给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。他写道:“虽然疾病和伤残使老年人在肉体上必须依赖他人,但是感情上的依赖却逐渐减少。老年人对人际关系经常不大感兴趣,较喜欢独处,而且渐渐地较专注于自己的内心。”作者显然是赞赏这一变化的,因为它有助于老年人摆脱对人世的依恋,为死亡做好准备。

   中国的读者也许会提出异议。我们目睹的事实是,今天中国的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喜欢集体活动,他们聚在一起扭秧歌、跳交谊舞,活得十分热闹,成为中国街头一大景观。然而,凡是到过欧美的人都知道,斯托尔的描述至少对于西方人是准确的,那里的老年人都很安静,绝无扎堆喧闹的癖好。他们或老夫老妻做伴;或单独一人,坐在公园里晒太阳;或者作为旅游者去看某处的自然风光。当然,我们不必在中西养老方式之间进行褒贬。老年人害怕孤独或许是情有可原的,孤独使他们清醒地面对死亡的前景,而热闹则可使他们获得暂时的忘却和逃避。问题在于,死亡终究不可逃避,而有尊严地正视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一项光荣。所以,我个人比较欣赏西方人那种平静度过晚年的方式。
   对于精神创造者来说,如果他们能够活到老年,老年的孤独心境就不但有助于他们与死亡和解,而且会使他们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。斯托尔举了贝多芬、李斯特、巴赫、勃拉姆斯等一系列作曲家的例子,证明他们的晚年作品都具有更加深入自己的精神领域、不太关心听众能否接受的特点。一般而言,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灵、更超脱、更形而上的,那时候他们的灵魂已经抵达天国的门口,人间的好恶和批评与他们无关了。歌德从三十八岁开始创作《浮士德》,直到临死前夕即他八十二岁时才完成,应该不是偶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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