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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阳春召我以烟景◆大块假我以文章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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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余英时:怎样读中国书  

2015-11-09 19:39:37|  分类: 【读书学习】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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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读书方法因人而异、因目的而异、因学科而异、因书而异……所以读书方法是很不容易写的题目。而且一提到“读书方法”,好像便给人一种印象,以为读书有一定的方法,只要依之而行,便可读通一切的书。这是会发生误导作用的。《开卷》专刊以“我的读书方法”辟为专栏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作法。因为读书方法确是每个人都不一样。

    但是我在构思这篇短文时,还是不免踌躇,因为我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:我这几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方法来读书的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似乎变换过很多次的读书方法,这和我自己的思想变迁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都有关系。但是所谓“方法的变换”并不是有了新的方法便抛弃了旧的方法,而是方法增多了,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研读对象上可以交互为用。我以前提出过:“史无定法”的观念,我现在也可以扩大为“读书无定法”。不过这样说对于青年读者似乎毫无用处。如果详细而具体地讲,那便非写一部很长的“读书自传”不可。

    我另外也感到一个困难:我究竟对谁说“读书方法”呢?我现在姑且假定我的读书是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,和四十年前的我差不多,即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,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。

   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,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。《朱子语类》中有《总论为学之方》一卷和《读书法》两卷(3),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,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。朱子不但现身说法,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,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。

   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,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。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“诠释学”的异同(4),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。“诠释学”所分析的各种层次,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《语类》和《文集》中找得到。

    古今中外论读书,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。

    “专精”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。古代经典很多,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。像清代戴震(5),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(6),而且“注”也能背诵,只有“疏”不尽记得(7);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。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,无法集中在几部经、史上面。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,还是要选几部经典,反复阅读,虽不必记诵,至少要熟。近人余嘉锡在他的《四库提要辨证》的《序录》中说(8):“董遇谓‘读书百遍,而义自见’(9),固是不易之论。百遍纵或未能,三复必不可少。”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,作这样的努力。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,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。不但中国传统如此,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。从前芝加哥大学有“伟大的典籍”(Great Books)的课程,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。近来虽稍松弛,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之类的作品(10)。

   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;有了基地,我们才能扩展,这就是博览了。博览也须要有重点,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。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,古人所谓“一物不知,儒者之耻”(11),已不合时宜了。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。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: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?在相关各科之中,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?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“必读”的一类?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,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。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。博览之书虽不必“三复”,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,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。稍稍熟悉之后,才能“快读”、“跳读”。朱子曾说过: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,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,以后越来越省力,也越来越快。这是从“十目一行”到“一目十行”的过程,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。

    读书要“虚心”,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。

    朱子说得好:“读书别无法,只管看,便是法。正如呆人相似,捱来捱去,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,且虚心,只管看。看来看去,自然晓得。”(12)

    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,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。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,说什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,我们必然带着许多“先入之见”来读古人的书,“客观”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。正因为我们有主观,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“客观的了解”。事实证明:不同主观的人,只要“虚心”读书,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。如果“虚心”是不可能的,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“主观”,那又何必读书呢?

    “虚”和“谦”是分不开的。我们读经典之作,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,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,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。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,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。他们往往“尊西人若帝天,视西籍如神圣”(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)(13),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,对中国古籍横加“批判”,他们不是读书,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,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、逼供。如果有人认为这是“创造”的表现,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。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:“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,要读便读外国书”(14),反而更干脆。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,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。

    罗尔斯(John Rawls)(15)曾有一段关于如何读书的自白,颇足发人深省。他说:“我读前人的著作,如休谟或康德(16),有一个视为当然的假定,即这些作者比我聪明得多。如果不然,我又何必浪费自己和学生的时间去研读他们的著作呢?如果我偶然在他们的论证中见到了一点错误,我的第一个反应是:他们自己一定早已见到了这个错误,并且处理过了。他们在哪里见到并处理了这点错误呢?这是我必须继续寻找的;但所寻找的必须是他们自己的解答,而不是我的解答。因此我往往发现:有时是由于历史的限制,我的问题在他们的时代根本不能发生;有时则是由于我忽略了或未曾读到他们别的著作。总而言之,他们的著作中决没有简单的一般错误,也没有关系重大的错误。”这番自白充分表现了西方学人读书的“虚心”和“谦逊”。

    古人当然是可以“批判”的,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。朱子说:“看文字,且信本句,不添字,那里原有罅缝,如合子相似,自家去抉开,不是浑沦底物,硬去凿。亦不可先立说,拿古人意来凑。”(17)读书得见书中的“罅缝”,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,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。“硬去凿”、“先立说,拿古人意来凑”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。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。

   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,是古人没有的:我们从小受教育,已浸润在现代(主要是西方)的概念之中。例如原有的经、史、子、集的旧分类(可以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为标准)早已为新的(也就是西方的)学科分类所取代。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(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),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,化旧成新。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,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;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,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。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,其结果是非驴非马,制造笑柄。

   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,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,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。

    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,有了把握,才能尝试的事。即使你同时读《论语》和柏拉图的对话,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,不能马上想“合二为一”。

   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:二十世纪以来,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,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。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,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“本意”,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,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。(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,以为“本意”是找不到的,理由在此无法详说。)

    “好学深思,心知其意”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(18)。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,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“创造力”,能“发前人所未发”。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“新见解“,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,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,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。

   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,便主张“读书必先识字”。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,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,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,所以没有训诂的基础知识(19),是看不懂古书的。西方书也是一样。不精通德文、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,是完全不可靠的。

   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,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。甚至“反西方”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,如“依赖理论”、如“批判学说”、如“解构”之类。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,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(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),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,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,这不是中西会通,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,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,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,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。

   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,不变点新花样、新产品,便没有销路。学术界受此影响,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,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,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。不过大体而言,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,不为新推销术所动。今年5月底,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。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,不加考虑。因为据听过演讲的教授报告,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“discourse”这个流行名词(20)。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,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。我听了这番话,感触很深,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。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。

   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,一直到三十年代都保持未变。据我所知,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。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,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“新思潮”的兴起和衰灭,真是“眼看他起高楼,眼看他楼塌了”。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“读书种子”,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,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。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,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    但是,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“中国本土”的观点,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。只有“温故”才能“知新”,只有“推陈”才能“出新”;“旧书不厌百回读,熟读深思子自知”(21),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。(文/余英时)

注释:

    (1)本文作于1991年;选自余英时先生的文集《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》(三联书店2004年版)(亦见于作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的《钱穆与中国文化》、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的《论士衡史》)。陈学超主编、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与西北大学汉学研究所编的《国际汉学论坛》卷一(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)前有英文摘要:“The best way to read Chinese books:reading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 but not a hasty to interpret with a western idea is introduced.Its pleasant result is discussed.”本文先叙述写作的缘由及困难,再从专精与博览、虚心与谦逊、中学与西学、真正的读书精神四个视角,结合古人及作者自身读书治学的体验,给“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,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”的“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”阅读中国书籍指示门径,精辟通达,真切恳挚。文笔腴厚,文脉清晰,在当今学人论学之作中洵属上乘。需要说明的是,本文所引《朱子语类》中的话与通行版本有个别字句上的差异,不知是余先生所据版本与通行版本不同,抑或手民之误。

    (2)余英时(1930—):原籍安徽潜山,生于天津。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,师从钱穆先生。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,师从杨联陞先生,获博士学位。曾任密西根大学、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教授、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。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,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。著有《汉代中外经济交通》(英文)、《历史与思想》、《史学与传统》、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》、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》、《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》、《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》、《士与中国文化》、《方以智晚节考》、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、《红楼梦的两个世界》、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》、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——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》、《现代儒学论》等数十种中英文著作。

    (3)朱子语类:南宋黎靖德所编的语录体著作,是理学家朱熹与其弟子讲学、问答的分类汇编。《总论为学之方》一卷:指卷八《学二》。《读书法》两卷:指卷十《学四》《读书法上》和卷十一《学五》《读书法下》。

    (4)诠释学:通译为“解释学”。“解释学”(Hermeneutics)一词源自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信使——赫尔墨斯(Hermes)。原是一门诠释《圣经》的学问,后来推演为诠释一切文本的方法论层面或哲学层面的学问, 可以说是对解释的解释。

    (5)戴震(1723—1777):字慎修,一字东原,安徽休宁人。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(1772)举乡试,赐同进士出身,改翰林院庶吉士。喜读书,精训诂。著有《孟子字义疏证》、《屈原赋注》等二十余种。

    (6)十三经:指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谷粱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孟子》十三部儒家的经典。

    (7)疏:注释的注释。

    (8)余嘉锡(1883—1955):目录学家。字季豫,湖南常德人。以读书、授课、治学为业。著有《目录学发微》、《四库提要辨证》、《世说新语笺疏》、《宋江三十六人考实》等。《四库提要辨证》是余嘉锡最负盛名的学术专著,此书系统考辨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乖错违失,是阅读、使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时必备、必参的现代名著。

    (10)柏拉图(Platon,前427—前347):古希腊哲学家,有“西方思想之父”之誉。苏格拉底的学生,亚里士多德的老师。四十岁在雅典建立学园,授徒讲学。《理想国》:柏拉图的代表作,壮年写就。此书以对话的形式,集中阐述柏氏哲学、伦理学、政治学、教育学等方面的思想,其核心是他理想的政治制度。??

    (11)一物不知,儒者之耻:旧时用以称颂读书人的志向。语本扬雄《法言?君子》:“圣人之于天下,耻一物之不知。” 语出清人曾燠《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》:“一物不知,儒者之耻;遇事能名,可为大夫。”

    (12)这段话出自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《论语一》《语孟纲要》。捱(āi)来捱去:亦作“厓来厓去”或“挨来挨去”。此指用心地反复阅读,以推求原意。捱:同“挨”,靠近,依靠。

    (13)“尊西人”两句:出自邓实发表于《政艺通报》甲辰(即1904年)第3号《国学保存论》一文。邓实(1877—?):近代报人、国粹学派的代表、知名学者。字秋枚,广东顺德人。1902年与黄节等人在上海创办《政艺通报》,1905年与刘师培在上海创办《国粹学报》,辛亥革命后致力于收藏鉴赏古今名人字画。1912年与缪荃孙合编《古学汇刊》。在:三联书店版的《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》作“克”,当是形近而误。

    (14)鲁迅这句话不详何出。余英时先生引用时,加了引号,当有所本。“少读中国书”,是鲁迅的一贯思想;而“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”之说,却不见于16卷本《鲁迅全集》。1925年2月鲁迅在《青年必读书——应〈京报副刊〉的征求》一文中说: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,多看外国书。”(《华盖集》)1926年10月14日上午鲁迅在厦门大学周会上演讲三十分钟,事后他写信给许广平:“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,上星期日,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,我仍说我的‘少读中国书’主义,并且说学生应该做‘好事之徒’。”(《两地书(五六)》)此次演讲的纪要载23日《厦大周刊》第160期,题为《鲁迅先生演讲》。

    (15)罗尔斯(John Rawls,1921—2002):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、新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。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,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、康乃尔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、哈佛大学。著有《正义理论》(A Theory of Justice)、《万民法》(The Law of Peoples)等。

    (16)休谟(David Hume,1711—1776):苏格兰哲学家, 现代科学哲学的真正始祖。著有《人性论》和《人类理解研究》等。康德(Immanuel Kant,1724—1804):德国哲学家,主要著有“三大批判”——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、《实践理性批判》和《判断力批判》。

    (17)这段话出自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一《学五》《读书法下》。浑沦:宇宙形成前万物形质混合不分明的状态。《列子?天瑞》:“浑沦者,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。视之不见,叫之不闻,循之不得。” 那里:哪里。合:同“盒”。抉(jué)开:揭开,打开。底:同“的”。

    (18)好学深思,心知其意:形容人善于读书。语出《史记?五帝本纪》:“《书》缺有间矣,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。非好学深思,心知其意,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。”

    (19)训诂:解释古文字义。这里当指以解释古文字义为研究对象的训诂学。

    (20)discourse:演讲,论述,话语。

    (21)“旧书”两句:出自苏轼《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》诗。原诗旨在劝慰、鼓励安惇莫以中举为念,而要去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;先贤的典籍中蕴藏着的无穷学问,“熟读深思”自能领悟。失解:参加贡举考试未中。子:原指安惇,此泛指“中国知识界”的少数“读书种子”。(沈广达 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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